钱穆的父亲钱承沛天赋过人但体弱多病，16岁即以县试第一名考上秀才，但三次参加乡试都因体弱在南京贡院中病倒，自此把教育的厚望放在长子钱挚和钱穆身上。虽然钱承沛在钱穆11岁时就离世，但他为子嗣后代所择的读书治学之人生路却延续了下来。

1940年6月，钱挚之子、科学家钱伟长（右一）出国前和其四叔钱穆（前中）留影 图据：视觉中国

既有家学渊源，也有名师相助。

钱穆十二岁入常州府中学堂读书，历史、地理老师是时年25岁的吕思勉，也是后来与陈垣、陈寅恪和钱穆并称“民国史学四大家”的顶级历史学家。吕思勉出四道题目总计一百分的试卷，钱穆直到交卷写满卷纸却只答了其中一道，而吕思勉对此大为欣赏。钱穆只答了四分之一的试题，却得到了四分之三的分数。

1911年辛亥革命兴起，钱穆就读的南京钟英中学因时局动荡宣布解散，钱穆也没有拿到中学毕业证书，所以中学肄业成了他一生中的最高学历。由于家贫无依、升学无路，18岁的钱穆前往家附近的小学任教，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乡村小学教师生活。1922年钱穆赴厦门集美学校，又开始了八年的中学教师生涯。

十余年里钱穆自学不辍，无有停止。1930年他发表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，其考证功力深得历史学家顾颉刚激赏：“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，宜去大学中教历史。”经过顾颉刚多次推荐，钱穆得以北上，登上燕京大学的讲台，很快又任教北大历史系并在清华和北师大兼课。

北大的未名湖，即是钱穆命名的 图据视觉中国

贰

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，中国通史成为当局规定的大学文学院必修课，以激发学生爱国救亡的民族意识。一开始，这门课由15位断代史专家分时代和专题讲授，例如钱穆就主讲秦汉史。但这样的弊病很明显：不论各人所讲孰是孰非，彼此没有一条主线通贯而下，听者往往头绪纷繁、不得要领。所以经过商议，北大聘请钱穆一人独任中国通史课教师。

但当这样的教师并不容易，因为学生水平不低。北大学生邓云乡，多年后在《文化古城旧事》中回忆：

“有位教中国通史的讲师，水平稍差。一天上课，这位教师讲了十几分钟之后，有学生忽然走上讲台，望该教师深深一揖，说道:‘希望老师今天就辞职，回家读十年书，再来上课，因为某某、某某等处都讲错了。’这位老师风格也高，下课之后，二话没说，向教务科送个条子转呈校长辞职走了。”

所以钱穆接任之后，立即殚精竭虑地备课，拟定在一学年内讲毕中国通史的大纲。开讲之后，每一堂课都有三百人左右，不仅有本院学子还有外院和外校的学生，坐立皆满。

钱穆的中国通史课，同胡适的“中国思想史”课差不多是当时北大最受学生认可的两门课。而之所以反响热烈，是因为钱穆在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之际，更流露出对国家民族的热爱、以及对未来必胜的坚定信念。

《先秦诸子繫年》是钱穆在北大时的代表作

上课之余，钱穆的嗜好是购书。以往因拮据而无法拥有的书籍，如今因大学教授薪水丰厚，得以尽数购入。北平任教几年，钱穆购书超过5万册，“历年薪水所得，节衣缩食，尽耗在此。”

但日寇袭来之际，这些书就成了难题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钱穆被迫南下。离开前他特别制作了二十几个大箱子，把所有图书都装箱存放在住所的独立房间里，期待有朝一日抗战胜利后再回北平与书重聚。他视若珍宝、置于随身携带木箱夹层中的，是几年来讲授中国通史增删而成的五六本笔记。

辗转四个多月，取道天津、香港转赴长沙后，钱穆在南岳山中的临时大学继续讲授中国通史。1938年2月第一学期结束后，临时大学开始西迁昆明，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因为昆明没有足够的房舍安置师生，西南联大的文学院和法商学院设在当时的云南第二大城市蒙自。

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 图据视觉中国

钱穆的中国通史课被安排在西南联大当时最大的教室，本来可容纳两百多学生的空间里，总是两人课桌三人挤着坐，窗台上和走道上满是人。钱穆每次要踩着学生课桌才能走上讲台，不由得自念“万里逃生，无所靖献，复为诸生讲国史，倍增感慨”。

感慨归感慨，钱穆没有把授课内容写成书的打算，而让他改变这一想法的是燕大当年的学生、如今联大的同事陈梦家。陈梦家劝他为全国大学的青年考虑，也为时代的急迫需要考虑，“如果先写成一教科书，国内受益的将不计其数。”

有鉴于此，1938年5月，钱穆开始决意撰写《国史大纲》。此时文学院将于暑假迁回昆明，考虑到返回后人事往来频繁不利著书，钱穆便独自一人借住在昆明市区东约四十公里的宜良。为集中时间写作，钱穆每周四中午乘火车到昆明，周五周六上课，周日清晨返回，其余时间都用来写书。写书的参考材料，就是他从北平带来的那几本笔记。

西南联大原教室 图据视觉中国

叁

做学问，耐得住寂寞是基本要求。1939年寒假，陈寅恪与汤用彤来看望钱穆，在此借住一宿。陈寅恪感叹道：“如此寂静之境，实在难遇，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。然而，假如我一人住此，非得神经病不可。”能让如陈寅恪者发此感慨，可以想见当时钱穆的与世隔绝是何等程度。

除早晚散步外，钱穆白天写《国史大纲》，入夜则读《清史稿》，一心沉浸在上下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。经过十三个月，1939年6月，《国史大纲》完稿。为了说明写作该书的主旨，钱穆又撰一篇两万字的《引论》见报，引来巨大反响。钱穆在文中强调：

“任何一国之国民，对其本国已往历史，应该略有所知，尤必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。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，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。”

1940年6月，《国史大纲》初版

而通史课上的讲稿，也因此就换成了《国史大纲》。当年在西南联大听钱穆讲课的何兆武后来回忆道：“据说上个世纪末特赖齐克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，经常吸引大量的听众，对德国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，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。我的想象里，或许钱先生讲课庶几近之。”

但除此之外，钱穆还在文中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分为传统记诵派、科学考订派和宣传革新派三派，并对三派的治史理论一一作了审视和批判。

实质上虽然只是他的一己之见，却也实实在在把近代以来几乎各派的史学家都得罪到了。钱穆所言的“温情与敬意”，在更加崇尚实事求是、要求客观冷静、有一分材料下一分结论的史学家看来，也是先入为主、将民族情绪与学术研究过分关联的托词。

孰是孰非，莫衷一是。但在抗战胜利之后，几乎所有的联大教授都接到了返回北平后的聘书，但钱穆却没有。失望而愤懑的钱穆之后几年中辗转无锡、昆明、广州等地，直到前往台湾和香港，终生未返大陆。

钱穆故居素书楼内一角，钱穆曾居于此22年 图据视觉中国

肆

客观而言，钱穆治学长短互见。

长处是他博闻强记、精熟史料，往往能于常见材料中另辟蹊径、独倡新说；短处是限于生平环境和自学经历，虽然没有学院派史学家的条条框框，但也没有接近出土文物和负笈海外的机会，导致研究始终只能始于本国书本而终于本国书本。而其短处，恰恰又是造就他长处的原因之一。

时过境迁，钱穆当年许多为人称道的论点，也被证明为大可商榷。但瑕不掩瑜，钱穆著作如今仍有相当的学术价值，《国史大纲》也仍然是中国史学界罕有的通史杰作，“温情与敬意”也未必只适合抗战年代。钱穆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，对他也仍然应该怀有温情与敬意。

香港中文大学“合一亭”，即为纪念钱穆所倡导的“天人合一观”而命名

而钱穆当年的五万本书漂流星散。年过六旬的钱穆在香港创建新亚书院、如今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时，曾为研究所购得《资治通鉴》一部，发现赫然竟是兄长钱挚生前的读本、他从江苏带到北平去的。

五万册书，仅有这一部重回钱穆之手。

文化传承，多有飘散，然而爝火微光，历世不绝。

文/启凌 编辑 苏静